邹蓝

北江：南北交流通道   邹蓝

清远，是广州向粤北进发的门户，并且当北江之要冲。离广州市中心80公里，已是一片绿色的山野和清新的空气。广东美食客说的清远走地鸡，大概就是这一带散养的农家鸡。

到清远，是参加广东省旅游局在清远举办的2013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旅游产业是个大筐，可以装下好多内容。除了民众一般认知意义上的观光，还包括了休闲和度假。到外地参加展会或出差则是商务旅游；美食客专程到各地去品美食、摄影者挑选线路在恰当的时间到合适的地点去摄影创作等，则算专题旅游；单位奖励职工去休假疗养或者观光就是奖励旅游。

广东旅游局选择清远来主办这次旅游文化节，也是想向全国和世界推广粤北喀斯特山区的风景和瑶族、壮族民俗，因为清远是广东唯一有少数民族自治的城市；也有北江的水和喀斯特地貌的山。

以我的地理学知识，清远以及旁边的韶关和云浮等，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东端，这里也有溶洞以及桂林那样的峰丛地貌。这个喀斯特地貌，从广东清远、韶关、云浮一线，向西扩展到广西北部中部以及湖南南部，继续向贵州延伸，最后结束于云南的红河州泸西县以及路南县（现在的石林县）。在粤北粤西一线，也有桂林一样的山水。

坐船游北江，我首先注意的是水质。这是我研究中国水污染问题和水安全问题以来的习惯或者说毛病。在登船点到飞来寺区段我的观察，基本可以用诗经语言来描述，“河水清且涟兮”。其清澈透明度，我估计大概在一级水质到二级水质之间。

广州有珠江的两条大支流保障，水资源方面，比起北京来强太多了。北京需要1400公里外的长江调水，而且一条调水线路还不够，需要中线调水和东线调水两个保障。广州天然就有两个保障。珠江三条支流，只有东江与广州关系不算太大。

东江在粤东，北江在中线，西江则从粤西流过来。北江不算长，也就是500-600公里长，不过水量不可小视，流量为1260立方米/秒。而2011年黄河讯前放水调沙时，洪峰量1600立方米/秒，已经让水文工作者惊呼，达到平均流量的10倍。这就是说，黄河平均只有160个左右流量，只是北江的1/8左右。也难怪中央和北京调水解渴也看不上黄河，而选择了长江的远水。

北江有两个源头，一发源于江西省信丰县石溪湾，另一发源于湖南省临武县。我之所以提到湖南和江西这两个县，是因为到清远后听得，北江在古代，就是南北文化和人员往来的主通道。查地图一看，信丰距离赣江上游的赣州不远，而临武则离湘江上游的郴州不远。

这是什么意思呢？汽车时代前的便利通道，就是水路。唐朝杜甫，离开益州成都后循长江一路东来，在洞庭湖又转入湘江南下。在洞庭他叹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水路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陆路按照韩愈的说法则是“雪拥蓝关马不前”。

毫无例外，韩愈也好，苏东坡也好，李德裕也好，海刚峰海瑞也好，唐宋明三代的官员被贬下放岭南，都需要走水路到湖南南部或者江西南部，走一段陆路才能再走水路顺利南下。以韩愈来说，他当了“运动员”给下放到清远下辖的阳山当县委书记，后来平反后再度下放贬为潮州地委书记。他两度南下，估计至少有一次是上溯湘江转北江阳山的。至于到他到潮州，是否经赣江到赣州信丰再转永定重新走水路到潮州的，尚待考证。而苏东坡南下和北上两次都路过清远，并留有诗文就是证明。既然确认韩愈是走北江南下的，那么宰相李德裕想来也是从北江南下的。

骑田岭以北是古长沙国，属于中原文化区；而骑田岭以南的岭南，则属秦将赵陀在秦末乱世中自立的南越国，系百越文化区。南北交流困难时相对独立发展。

那么，北江的文化交流意义就出来了。韩愈对潮州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千年后的至今依然存在。苏东坡和李德裕等对海南文化的影响，也不言而喻。

根据王元林的研究《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政治、军事等诸多原因使许多北方人南下，而南下的通道无疑要借道南岭要道。北人南迁，秦“逋亡人，赘婿、贾人”等号称五十万大军大部分应留在岭南，他们为岭南的经济发展、边疆安全、社会安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又迁“狱吏不直者”修长城和戍南越；次年，又发民戍边；始皇还应赵佗请求，迁一万五千“女无夫家者”来岭南。

王元林引述唐循州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言道：“又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

这些移民正是通过南岭而南下。除移民戍边外，岭南还是两汉流放被贬官员及家属之地。西汉及王莽时，迁合浦的有：成帝时京兆尹王章的妻子、哀帝生母丁姬家属和哀帝傅皇后父傅晏妻子、董贤家属、南郡太守毋将隆、宜陵侯息夫躬家属、方阳侯孙宠、郎中令泠褒以及西汉末外戚专权失意者等等。东汉外臣失势者诸如尚书仆射郅寿、窦宪女婿郭举家属等亦徙合浦；而更多的如梁竦妻子迁九真，和帝阴皇后弟、阴皇后外祖母邓朱家属徙日南等等，不胜枚举，数量不少。这些流官及家属南迁，南岭之途必为所经。

从王元林的研究看，韩愈、李德裕、苏东坡左迁到岭南，也是历代王朝循了汉代的做法而已。连汉朝的皇亲国戚都有被贬来岭南的。而唐宋似乎无皇亲国戚贬到岭南的记录。

唐初诗人宋之问因为政治站错队而被贬泷州（今广东云浮罗定）当参军（算科长或县里的局长）。史载他享受惯了唐朝宫廷的荣华富贵，受不了苦，居然次年春便偷偷逃回洛阳。后来他再度站错队，再度被贬，发配到了广西钦州；后来放松了点，改到桂州（桂林），后来玄宗皇帝将他在桂林赐死。他这两度南下岭南，想必也是走的北江。

宋代秦观秦少游，也一度被贬到现在广西的横县和藤县。想来南下也是走北江，然后转西江向西到梧州转去横州、藤州。

既然有南下的，当然也有北上的。除了侥幸没有在华南挂了而平反回乡的官员如韩愈、苏东坡之外，还有华南物产。杜牧有诗句说，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喜欢的荔枝，料想有产自岭南者，飞马疾奔送入长安。苏东坡在惠州就曾咏叹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如果人们以为苏东坡是“直把杭州作汴州”，吃喝玩乐，那就错了。他同时还在《荔枝叹》中感慨道，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唐宋时，北去送入宫廷的荔枝，是骄奢淫逸的象征。这不是荔枝的错。鲜美的荔枝，正是岭南物产丰美的象征。南北的文化和物产交流，对中原和岭南的发展，都是双赢的促进。

清澈的北江，正是这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