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蓝

现阶段，我国环境破坏在人民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城市汽车废气、城市烟尘、水体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水质性缺水、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陷、生活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垃圾）泛滥成灾、植被破坏和由此诱发的沙尘暴等。

巧的或者不幸的是，北京与这些事情基本全都沾边。也就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事情，首钢对空气的污染以及数百万煤炉都已经停了火。不过，在90年代中期一个中秋，我因为在香山麓开会，月朗星稀之夜一帮与会者攀登到香山鬼见愁山顶。向西南方向看去，首钢高炉中出来的烟，自西朝东，向北京市蔓延发散开的情景，我是亲眼观察过的。

因为缺水，北京要靠南水北调来解决问题，并迫不及待从更干旱的晋西北调桑干河的水。

汽车尾气，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北京曾有过报道，说在西二环车公庄的监测点，也就是紧挨着北京交警局和邻近国家环保局的那个地点，汽车尾气的浓度在二环内最高。

一百多垃圾山包围北京城，这是多少年来难以解决的社会痼疾。

沙尘暴，2006年到4月，北方已经有了10次。北京基本是每次不拉都经历了。最严重的是4月中旬的“雨土”也就是天降尘土。4月16日晚上开始的雨土，持续到4月17日。据说，这次天降黄土30万吨，北京人均20公斤，都超过了粮票时代人均口粮的分量。不过，土地没了，粮食大概也就吹了。这个刚过去几天，22日沙尘暴再度光临北京，要到24日才过去，北京空气质量再度下滑到重度污染。

北京遭遇如此环境灾难，是祸耶，是福耶？我认为既是祸，也是福。

祸在北京和周边地区百姓屡受环境带来的苦难，日常生活工作都受到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中华生民遭遇到多数种类环境恶化的缩影。

福也在北京对这些环境灾害一样不拉全赶上。因为国家最高决策者和一大部分思考者集中在北京，他们对于环境灾难的切身感受，就不是外地发生了什么灾难，自己知道了，表示感同身受的那样。他们自己因此蒙受了不便，便对此有了体验。北京蒙受的环境问题，迫使他们思考环境保护的问题，以及考虑决策对环境的影响和采取治理措施。最高决策机构和学术界、媒体等有了环境意识，那么，通过研究和决策来控制环境的恶化，来采取措施尽力改善环境，来呼吁全国民众积极着手关心环境保护。这的确又是福。我们怎么能想象，如果首都位于丽江大理那样优美优质的环境中，决策机构和学术圈、媒体怎么可能切身体会到三北大地民众面临的切身问题呢？

与沙尘暴的发生密切相关的沙漠化，据说导致的经济损失为4700亿元，合全国每人摊361.5元，在发生沙尘暴的三北地区，权算有4亿民众，那么这里的民众人均摊到的成本为1175元。大概土地和沙漠治理经费都远远小于此数。西部贫困的主因之一，就是环境条件恶劣。黄土高原以干旱著称，西北干旱地区还因滥开垦和低效用水加剧了环境恶化。例如，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从祁连山流出的石羊河，经武威流入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县城民勤。原来民勤以治理沙漠的绿洲著称。这片生态绿洲的最大生态环境功能，就是隔离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然而石羊河中游武威对于水资源的过量需求和截取，使得流入民勤的水越来越少。民勤绿洲因此凋敝，不少居民成为生态难民而迁移到外地。同样在河西走廊，流经张掖进入内蒙古额济纳的黑河，也是因为两个省区间因为水量分配问题起争议，还是要由国务院来协调解决。即便如此，进入额济纳的水量，还是越来越少，导致原先的湖泊干涸。

4月17到1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全国环保大会，正是在北京空气中弥漫着滚滚黄尘中进行的。这固然是巧合，但是北京和各地环保官员亲身感受环保若不受重视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自扫门前雪依然要忍受人家瓦上霜的冻而对于全国一盘棋的协调观念；对于他们提高对环保工作对中华发展、民族命运重要性的认识；对于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职责的使命感，不无好处。温总理也在这次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向大会参会者表示环境工作的重要性。中央政府痛下决心治理环境问题，与这个民生问题的急迫性也不无关系。

环境问题跟社会治安问题不同。如果一个地方社会治安混乱，人人自危。有钱的可以迁移到外地。故土重迁而有钱的，筑高墙、聘请保安和养猛犬都可以偏安。地方有权势者有警卫和威慑力以保安全。但是环境问题跟瘟疫差不多。城市整体缺水，有权有钱者或许可以保自己用水和饮水，但是他们的亲友未必能够。城市空气重度污染，大家都吸一样的空气，除非你临时到外地躲避或者迁移走。城市蒙受沙尘暴，豪宅大院完全无法幸免。瘟疫一来，只要有一个缺口在穷人那里打开，这个城市任何一处都遭遇潜在的威胁。六度间隔理论说的是，一个人，通过六层人际关系，可能认识全球任何一个人。瘟疫病菌，只要一个缺口遗留，就能钻进空子，通过日常的人际交往的这六层人际关系，可能影响到住在深宅大院里的权势家庭。非典时期北京那样的兴师动众，就是要扑灭任何一个可能的传染源，而全国各地也同样兴师动众，就是为了堵截本地传染源不外流或者外地传染源不得进入本地。而非典或者称SARS的危机，凭空多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多大危害，相信每个地方官员都很清楚。也因为如此，民众得到了一次难得的环境灾难教育。最近一年来的禽流感，比非典还厉害，因为已经传播蔓延到五大洲，好多患者都根本没有救药。这更是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和环境，与人类自己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4月中旬发布的《全国食用野生动物状况调查》，全国有70％左右的人近一年来没有吃过野生动物，而以经营野味为招徕的餐厅，比1999年减少了6.6%，因为80％左右的民众知道了，野生动物是许多疾病的传染源。

环境恶化和突发环境事件严重影响民生。比如四川沱江川化集团的特大污染案，吉化对松花江的污染案等。在最近举行的国家环保大会上，国家环保局局长周生贤就透露，近年来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以年平均29％的速度递增。自从松花江污染案以来，全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事件。听任环境恶化显然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因此，环境问题也不光是决策者和学术圈、传播媒体的事情，更是全民的事情。也正因为是全民的问题，不在其位者也要谋其政。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撰写的《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正反映了中国民间有识之士对中国环境状况的忧虑，在坐而论之余起而行的结果。作为民间环保研究的第一次集团军式操作，这是一个成功。作者分布在全国多个地方，组织协调工作非常繁重，但是本着对中国环境负责的态度，编委会工作人员也出色地完成了这部绿皮书的协调联络和文本的校订整合工作。

环境斗士梁从诫先生的前言叙述了这一工程的缘起由来，杨东平则高屋建瓴地概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和危局。

举凡环境评议、吉林失火导致哈尔滨停水、圆明园湖底铺砌、怒江水电开发争议、禽流感危机、外资企业APP破坏云南热带雨林和原始森林等重要环保事件，都在这467页的著述中得到了反映和评析。

中国的水危机、环境与公共政策、能源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恢复、土地资源保护、城市化与城市环境、生物多样性、民间环保事业、环境教育、环保的国际合作等专题皆在绿皮书中有详细论述。

空调节能、小排量汽车、居民小区环保维权、企业污染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转基因食品、社区绿化等日常生活中的案例，也有深入的剖析。

关系到中国环境的一些政府文献和信息、环保资料等，也收入卷中。

除了对大道理的具体而深入的认识外，我觉得这本绿皮书更有其独特的价值。其中搜集研究的几个案例和研究报告，对于不同场景下的人们有不同的参考价值。比如说，怒江梯级水电开发计划在民间遭遇抗议，这个案例表现了部门决策与公众的互动过程。圆明园事件中体现了公众的公益诉讼维权行动。外资APP金光造纸公司利用地方引资心切而大肆破坏森林遭遇中国公众愤慨。电动自行车和小排量汽车的合法使用权方面，交管部门与公众的争执，终于因为油价的剧烈上涨而告终，中国第一街的北京长安街，小排量汽车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开行了；电动自行车，在许多城市也被解禁了。汉江作为陕西、湖北的跨境河流，跨境污染如何解决，这个案例能够给淮河流域或者其他地方提供借鉴。北京某小区的环境维权事件，大概也能给面临类似状况的全国其他小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内蒙古东乌旗造纸厂污染案如何得到审理，对于全国各地审理企业污染案有参考作用。云南一个旅游开发与环境和文化保护的案例，对于全国其他新开发的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企业家们组织的阿拉善生态协会，则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行动，对于不同区域内同样有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如何行事，也有借鉴的意义。

因此，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机构，在阅读这本环境绿皮书后，不仅能够得到详细的环境方面的信息，还能从研究报告和案例分析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其实，这对于各级地方长官和各部门领导，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笔者是经济学者，也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资深成员，去年末有幸得到邀请，参加撰写《中国的水危机》这个专题报告。别人的写作过程我不清楚，自己的写作过程却是一清二楚的。首先，要动员出自己二十多年学术研究中有关水的积累和认识，然后再认真阅读有关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著述和政府的水资源公告等，在这个基础上梳理出一条思路来展开叙述和评论，将自己的见解融合进去。

写作这个研究报告，并不是作为学术成果，而是要作为大众能够读明白的读物，有点象白居易那样，作品要让老太太都能懂。这样就需要避免学术成果那样满是难懂的专业术语的局面。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绿皮书的全部作者，大概都是如此思路和工作方法。否则，书出来，也只能让专家看明白就失去了意义。编辑委员会一早就定下了如此编辑原则：通俗但是引文出处严格，既富有思想性，也富有资料性，更不能让非专家型读者读来皱眉头。

为环保绿皮书撰文这个工作，所有作者基本是尽义务，需要占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耗费许多精力。但是大家都乐此不疲，就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中华环保，匹夫有责。

在编辑委员会组成方面，民间环保人士有之，国家环保局的重要官员有之。这说明了，我国在保护环境方面，民间的努力，与官方的工作方向是一致的，而且是相互协作配合的。这样，官方的决策过程，能够融入民间的智慧。民间保护环境的做法措施和观察，有利于补充政府专职部门的不足。两者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对抗，对我国的和谐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项工作不仅得到了热心环保的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配合，也得到了台达环境与教育基金会的支持。这里面反映出的是，民间对中国保护环境各方面努力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对可持续发展、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倡导，除了官方的努力之外，环境保护工作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民间重视和支持。这也正是中国人民的期待。

如果说本书有欠缺，我倒认为，我们还需要从古人汲取环境方面的智慧。都江堰从环境工程的角度看，其意义在于丰水期和歉水期的水量合理调节，既使得岷江丰水期多引水以缓解下游压力，也避免歉水期过量引水而导致岷江的生态用水和下游流域的水量不足。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结合点桂林灵渠，也有如此精巧的设计。再者，丽江大研古镇因地势而巧妙设计沟渠系统，满足全镇居民的生活和清洁需要。古人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的智慧，在我国无数方志里面大概可以寻找到不少。

我们也需要从民间汲取环境智慧。我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宁夏和甘肃黄土高原上干旱期间民众赖以解决饮水问题的水窖，在新时期因为新技术而成为既能保证饮水，又能兼顾一些种植灌溉需求的新方法，缓解了黄土高原的民生和环境压力。广西石山地区的蓄雨池，也是如此功能。我所观察到的山东东营民众发明的上农下渔方法，将沿海盐碱地，通过深挖排水渠而降低地下水位而减少土地盐碱化程度，利用灌溉冲洗土地，并以沟渠做水产养殖之用，充分利用了原来基本无法利用的盐碱地，还提高了经济效益。各地民间的这些巧妙技术，如果系统整理归纳起来，可以给更多的地方和民众提供借鉴参考。

民间环保组织的特点，正在于动员民众对于环境保护各个方面的普遍参与。古人和民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也只有大量民间热心环保的人积极努力，才能够低成本地整理归纳出来。如果要靠政府科研部门立项审批，公事公办耗时耗财还不一定能起到及时和应有的效果。如果自然之友以及其他民间环保组织NGO，能够动员会员和有能力有条件的人在这方面加以注意搜集整理，从中协调配合，就能够帮助政府和环保当局以及各地民众，从古人和民间的智慧中获得启发，配合以现代工程技术来治理我们国家正在恶化的环境。

《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